李庆逵(1912.2-2001.2):浙江省宁波人。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1944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获博士学位。1953年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研究员、名誉所长。1956年~1987年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历任第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二、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教科文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李庆逵在农场对科技人员进行土壤养分速测和植物营养诊断方法的指导
1931年在复旦读书
1951年李庆逵(左二)在江西甘家山红壤试验场
1957年李庆逵(左一)与竺可桢(中)等人在海南岛橡胶宜林地考察
编者按:在雨花台功德园,长眠着很多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的名字也许你并不熟悉;天文、土壤、古生物、化工、物理、水利、航天……他们的科研也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现》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学界大家”,为您介绍这些学界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
1986年3月12日:谒中山陵,玉兰盛开,梅花已经十分了。
1986年11月:枫叶已丹,满眼黄叶,正秋深时节。
1991年9月4日:晚,已有凉意,洗澡花盛开,很香……
“这些都是李庆逵院士生前所写的日记里的句子。你很难想象,这些充满诗意的语句是来自一位土壤学专家。读他的日记,感觉就是一种享受。”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党委办公室主任说,“也许正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畏,才写出这么优美的日记。”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科研生涯
复旦化学系高材生失业,和土壤结缘
李庆逵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也是我国现代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可这位和土壤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少时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化学家。
1912年2月12日,李庆逵在浙江宁波出生,祖父李松侯曾担任宁波市商会会长,父亲李子诺在宁波钱庄当职员。他的外祖父叶同春是清朝举人,大舅父叶伯允是《商报》主编,三舅父叶叔眉是京师大学堂教授。正是这个洋溢着书香的家庭给李庆逵播下了诗意的种子。
因为成绩优异,1928年,李庆逵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报考的是化学系。
那时,侯德榜博士在制碱工业上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争了光。李庆逵正是受此影响,才一心决定要学化工,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办工厂。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他没想到化工的工作这么难找,最终失业在家。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经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引荐,李庆逵最终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获得了一份工作。
不顾日机轰炸,跑到实验室抢救财物
命运就这样和李庆逵开了一个玩笑。刚刚进入土壤研究室那会儿,成天跟土样打交道,李庆逵感到很乏味,很迷茫。当时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土壤研究室主任,常到李庆逵的实验室视察和检查,使李庆逵不敢有丝毫懈怠。渐渐地,李庆逵熟练掌握了土壤分析技术,并体会到这是改良土壤和指导施肥的必要手段,一样可以完成他“科学救国”的梦想,于是他又重燃对工作的激情。
土壤研究室在抗战时曾迁往四川,日机常常前来轰炸,这时别人都往防空洞跑,而李庆逵却往实验室跑,因为他要把一些易燃物质处理好,否则整个实验室就要毁了。有一次,日机已在头顶飞行,已被妻子拉进防空洞的李庆逵还是跑到实验室去,他说,桌上有一个干锅,是白金制作的,不要在混乱中丢了。
成功让橡胶林种植纬度北移14°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有一种物资特别匮乏,那就是天然橡胶。天然橡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又是国防战略物资。
但出产橡胶的橡胶树对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大英百科全书》曾断言:“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是赤道南北10度以内”。而中国热带、南亚热带大部分地区都在北纬18°以北,能种植橡胶的地方很少,产量还不高,年产干胶仅20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既然不能解决地理位置的问题,那么就让橡胶树北移。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华南和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李庆逵任副队长。他们历时六年对华南、云南地区的热量、寒害、风速、水分和土壤等进行调查,基本查清了适合种植橡胶的宜林地。他还带领科技人员冒着台风大雨,在橡胶林里进行蹲点实验。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橡胶树在北纬18°~24°地区内大面积种植成功,到1990年底全国栽培面积达901万亩,在全世界41个植胶国家中,产量名列第五位。1982年10月国家科委对这项技术颁发了重大科技成果发明一等奖。
除了橡胶林北移技术,李庆逵还为中国的土壤解决了红壤贫瘠、土壤合理施肥等问题。
诗意人生
心平气和,从不无端训斥学生
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在生活中却相当宽容谦和,他的很多朋友、同事、学生对他的评价都是:心态平和,淡定乐观,容易相处。
学生莫淑勋提到这样一件事:“有回李老想召开一次会议,安排在星期天,通知后还有好几天,我把这事给忘了。星期一上班猛地想起来,把我吓坏了,心想就等着挨骂吧。见到李老,他微笑着只轻松地说了一句:你怎么把开会忘了。平日里李老从不无端训斥我,就是这样的事他也是心平气和,从不令人畏惧而只感到温暖。”
当然,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对后辈的学问抓得却很紧。晚辈孙秀廷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62年10月我刚到土壤所不久,一天李老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学的什么外语,我说俄语。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俄语书,随手翻了一页,让我读读看,我念了起来,并讲出中文的意思,李老连声说不错不错。又关切地问英文,我说只识ABC,李老正色道:‘那怎么行?我们农化方面的图书文献资料大多是英文的,你必须学好英文!’接着又勉励道:‘你们没有英文底子,学起来会有些困难,但只要有毅力,要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于是我就报名参加所里组织的英文补习班,起早贪黑,一个月下来,借助字典居然也能看书了。此时我的内心对李老充满了感激之情。”
出国带回的礼品都上交
不仅对学生严,李庆逵对自己的工作学习要求也很严,经常把办公室当家,不过也许是对家人的愧疚,所以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过这样一段话:“1986年10月:一个人不能把单位看成私人家庭,不能过于热心,我自己要非常注意。”
在工作上他也严于律己,李庆逵每次出国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带回来的礼品:手表、纪念册、小盘等包扎好,按政策办事,上缴给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李庆逵的妻子柴杜芳长期义务从事科学院居委会的工作,直到1967年病逝,也没戴过手表。
1948年,李庆逵从美国回来,儿子以为会带来很多巧克力糖,一个大箱子打开了,全是书籍。李庆逵说:“这些东西比巧克力值钱,将来能变成更多的巧克力”。不过这位慈父还是给儿子带了两小盒巧克力。
晚年疾病缠身却豁达乐观
李庆逵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而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位既对工作认真负责,同时又充满生活情趣、热爱生活的人。
到晚年,李庆逵身患癌症,但意志坚强,依然从日记中可见:
1991年3月1日:满树银花,雪景极美。
1991年3月11日:春寒料峭,晨醒又做梦,重回土壤所,碰到很多朋友,其乐无比。
1991年6月9日:阴雨,久未见阳光,如能晴几天,对小麦、油菜都大益。
1997年6月,病魔更肆虐地伤害他,让他的左眼失明,他在日记上写道:“我也不急,晚上看小说还可以。”
曾在最后岁月陪伴李庆逵的土壤所院士办公室的陈家琼说:“李老十分关心国家建设,听说新疆又修了一条铁路,叫我在地图上把它添上去。”李庆逵晚年说过:如果还有一次生命,我仍然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的世界太美了。
2001年2月25日,李庆逵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信息来源:《现代快报》2013年10月14日A3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