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李庆逵：土壤学家的诗意人生

　　编者按：在雨花台功德园，长眠着很多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的名字也许你并不熟悉；天文、土壤、古生物、化工、物理、水利、航天……他们的科研也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现》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学界大家”，为您介绍这些学界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  

　　1986年3月12日：谒中山陵，玉兰盛开，梅花已经十分了。  

　　1986年11月：枫叶已丹，满眼黄叶，正秋深时节。  

　　1991年9月4日：晚，已有凉意，洗澡花盛开，很香……  

　　“这些都是李庆逵院士生前所写的日记里的句子。你很难想象，这些充满诗意的语句是来自一位土壤学专家。读他的日记，感觉就是一种享受。”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党委办公室主任说，“也许正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畏，才写出这么优美的日记。”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科研生涯  

　　复旦化学系高材生失业，和土壤结缘  

　　李庆逵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也是我国现代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可这位和土壤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少时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化学家。  

　　1912年2月12日，李庆逵在浙江宁波出生，祖父李松侯曾担任宁波市商会会长，父亲李子诺在宁波钱庄当职员。他的外祖父叶同春是清朝举人，大舅父叶伯允是《商报》主编，三舅父叶叔眉是京师大学堂教授。正是这个洋溢着书香的家庭给李庆逵播下了诗意的种子。  

　　因为成绩优异，1928年，李庆逵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报考的是化学系。  

　　那时，侯德榜博士在制碱工业上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争了光。李庆逵正是受此影响，才一心决定要学化工，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办工厂。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他没想到化工的工作这么难找，最终失业在家。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经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引荐，李庆逵最终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获得了一份工作。  

　　不顾日机轰炸，跑到实验室抢救财物  

　　命运就这样和李庆逵开了一个玩笑。刚刚进入土壤研究室那会儿，成天跟土样打交道，李庆逵感到很乏味，很迷茫。当时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土壤研究室主任，常到李庆逵的实验室视察和检查，使李庆逵不敢有丝毫懈怠。渐渐地，李庆逵熟练掌握了土壤分析技术，并体会到这是改良土壤和指导施肥的必要手段，一样可以完成他“科学救国”的梦想，于是他又重燃对工作的激情。  

　　土壤研究室在抗战时曾迁往四川，日机常常前来轰炸，这时别人都往防空洞跑，而李庆逵却往实验室跑，因为他要把一些易燃物质处理好，否则整个实验室就要毁了。有一次，日机已在头顶飞行，已被妻子拉进防空洞的李庆逵还是跑到实验室去，他说，桌上有一个干锅，是白金制作的，不要在混乱中丢了。  

　　成功让橡胶林种植纬度北移14°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有一种物资特别匮乏，那就是天然橡胶。天然橡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又是国防战略物资。  

　　但出产橡胶的橡胶树对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大英百科全书》曾断言：“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是赤道南北10度以内”。而中国热带、南亚热带大部分地区都在北纬18°以北，能种植橡胶的地方很少，产量还不高，年产干胶仅20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既然不能解决地理位置的问题，那么就让橡胶树北移。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华南和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李庆逵任副队长。他们历时六年对华南、云南地区的热量、寒害、风速、水分和土壤等进行调查，基本查清了适合种植橡胶的宜林地。他还带领科技人员冒着台风大雨，在橡胶林里进行蹲点实验。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橡胶树在北纬18°～24°地区内大面积种植成功，到1990年底全国栽培面积达901万亩，在全世界41个植胶国家中，产量名列第五位。1982年10月国家科委对这项技术颁发了重大科技成果发明一等奖。  

　　除了橡胶林北移技术，李庆逵还为中国的土壤解决了红壤贫瘠、土壤合理施肥等问题。  

　　诗意人生  

　　心平气和，从不无端训斥学生  

　　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在生活中却相当宽容谦和，他的很多朋友、同事、学生对他的评价都是：心态平和，淡定乐观，容易相处。  

　　学生莫淑勋提到这样一件事：“有回李老想召开一次会议，安排在星期天，通知后还有好几天，我把这事给忘了。星期一上班猛地想起来，把我吓坏了，心想就等着挨骂吧。见到李老，他微笑着只轻松地说了一句：你怎么把开会忘了。平日里李老从不无端训斥我，就是这样的事他也是心平气和，从不令人畏惧而只感到温暖。”  

　　当然，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对后辈的学问抓得却很紧。晚辈孙秀廷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62年10月我刚到土壤所不久，一天李老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学的什么外语，我说俄语。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俄语书，随手翻了一页，让我读读看，我念了起来，并讲出中文的意思，李老连声说不错不错。又关切地问英文，我说只识ABC，李老正色道：‘那怎么行？我们农化方面的图书文献资料大多是英文的，你必须学好英文！’接着又勉励道：‘你们没有英文底子，学起来会有些困难，但只要有毅力，要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于是我就报名参加所里组织的英文补习班，起早贪黑，一个月下来，借助字典居然也能看书了。此时我的内心对李老充满了感激之情。”  

　　出国带回的礼品都上交  

　　不仅对学生严，李庆逵对自己的工作学习要求也很严，经常把办公室当家，不过也许是对家人的愧疚，所以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过这样一段话：“1986年10月：一个人不能把单位看成私人家庭，不能过于热心，我自己要非常注意。”  

　　在工作上他也严于律己，李庆逵每次出国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带回来的礼品：手表、纪念册、小盘等包扎好，按政策办事，上缴给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李庆逵的妻子柴杜芳长期义务从事科学院居委会的工作，直到1967年病逝，也没戴过手表。  

　　1948年，李庆逵从美国回来，儿子以为会带来很多巧克力糖，一个大箱子打开了，全是书籍。李庆逵说：“这些东西比巧克力值钱，将来能变成更多的巧克力”。不过这位慈父还是给儿子带了两小盒巧克力。  

　　晚年疾病缠身却豁达乐观  

　　李庆逵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而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位既对工作认真负责，同时又充满生活情趣、热爱生活的人。  

　　到晚年，李庆逵身患癌症，但意志坚强，依然从日记中可见：  

　　1991年3月1日：满树银花，雪景极美。  

　　1991年3月11日：春寒料峭，晨醒又做梦，重回土壤所，碰到很多朋友，其乐无比。  

　　1991年6月9日：阴雨，久未见阳光，如能晴几天，对小麦、油菜都大益。  

　　1997年6月，病魔更肆虐地伤害他，让他的左眼失明，他在日记上写道：“我也不急，晚上看小说还可以。”  

　　曾在最后岁月陪伴李庆逵的土壤所院士办公室的陈家琼说：“李老十分关心国家建设，听说新疆又修了一条铁路，叫我在地图上把它添上去。”李庆逵晚年说过：如果还有一次生命，我仍然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的世界太美了。  

　　2001年2月25日，李庆逵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信息来源：《现代快报》2013年10月14日A30版）